赵孟頫与千年古刹三学寺-ag贵宾会

赵孟頫与千年古刹三学寺
2024/10/24 通讯员 王剑 李观伟

“三学资福禅寺”千佛殿

三学资福禅寺,又名三学寺、资福寺,位于惠民县南门大街东(今孙子故园对过)。“三学”为佛教禅语,一学用戒止恶修善,二学用定息悬澄心,三学用慧破惑道正。资福就是求福。此即所谓三学资福之意。

三学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

据崇祯《武定州志》记载,三学寺建有资福殿、千佛殿、祖师殿、地藏殿、伽蓝殿、天王殿、转轮阁、藏经阁、禅室方丈。由此可见,三学寺当年有刹宇雄古之势、梵语宏丽之象。但根据其所占面积及佛寺建筑形制分析,这些大殿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建筑群,应是不同时期对大殿的称谓。但“资福殿”则是“三学资福禅寺”之名的来源之一。

元《佛祖历代通载》、明《补续高僧传》均载:金皇统年间,北印度末光闼国僧人吽哈啰悉利,携从弟三磨耶悉利等7人游历中原。他们首先来到清凉山,礼拜文殊菩萨,后游灵岩山,礼拜观音像。此后,吽哈啰悉利一行来到济南,建立文殊真容寺,留三磨耶悉利主持此寺。随后,吽哈啰悉利至棣州,建三学寺,任三学寺住持。金大定五年(1165)4月,吽哈啰悉利圆寂于三学寺。

据此可知,三学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。但嘉靖《山东通志》、光绪《惠民县乡土志》均根据传说记载:三学寺藏有梁武帝墨迹及吴道子所塑观音像与转轮藏画,时代都早于金。吽哈啰悉利所建三学寺或非凭空起建,此前当已有佛教设施存在,当有所凭借、继承。迄至元仁宗延祐七年(1320)十二月,67岁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游历棣州,在三学寺参理佛事,并为三学寺题写匾额“三学资福禅寺”及“藏经牌”文。

三学寺布局型制

三学寺属佛教寺庙,非朝廷祭祀序列,缮款多由信众捐助。故迄至清光绪年间,寺庙已残破不堪,其规模与型制也只知大概。据光绪《惠民县乡土志·地理》记载:“先前有周围群墙,东西南北四禅院、山门等。寺院今残缺,惟前后两佛殿及东西两禅堂,尚有僧人主持,寺内旧有吴道子所画转轮藏画,俗僧不知珍惜,今已亡失。惟道子所装塑观音像尚存,然已破败模糊,难觅庐山真面目矣。又有赵松雪所书三学寺碑及三学寺匾额,碑已断为两截,匾已重修三次,前县主纯斋柳公将碑粘好,覆以碑楼,将匾移于东禅院覆以小亭,即名覆赵亭,古刹仙迹列惠民八景之一。”根据这些零星记载和寺院的一般布局,可对三学寺布局进行大概描述。

建寺之初,三学寺由主轴的三进院、三殿一阁和主轴院两侧的四个禅院组成。寺院中轴自南起,第一重门为山门,三间五架屋宇式硬山建筑。走进山门,有彩绘的四大金刚雕塑,多为全副盔甲、身高及顶、体魄伟岸的形象,故而此殿也称“金刚殿”。山门即为寺院正门。

穿过山门为寺院的第一进院。院中坐北朝南的殿为天王殿,即志载中的前殿。后殿屋面为五间五进大式庑殿式结构,前殿的规制应稍低一些。以此推知,此殿应为三间五架、三踩斗拱、歇山回廊式 木构建 筑 。明万 历二年(1574),官至太仆寺卿的邢侗进京赶考路过武定州,宿于三学寺,在参禅理佛时发现,赵孟頫为三学寺书写的匾额真迹放在大殿墙角处,便问寺僧此匾原置处,寺僧说过去一直悬在天王殿中央。因此可知,“三学资福禅寺”匾额悬挂在天王殿。

殿内迎门雕塑着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,意为:“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。开口便笑,笑世间可笑之人”。在佛教引入中国之初,一般不供弥勒佛。自宋朝后,弥勒佛开始进入佛堂,并占据寺庙的前殿位置,此后成为定制。弥勒佛左右供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大天王塑像,所以称“天王殿”。此殿于1917年建大寺商场时拆除。

出天王殿后门为第二进院,此院坐北朝南的大殿为千佛殿,是三学寺的第一大殿。《续修惠民县志》记载:“三学寺千佛宝殿,有佛龛两座,向置三学寺千佛寺宝殿,东西(间)各一。高九尺,宽七尺,飞檐兽脊,类似四面亭。各置方孔五百,两龛贮铜佛千尊。”此殿因殿内有千尊铜佛而得名。在佛典中,寺内第一大殿一般应称“大雄宝殿”,但也有根据本寺情况起些俗名的。如,邢侗称此殿为“摩挲殿”。“摩挲”是动词,本为摩挲抚弄之意,并非禅语。此后,三学寺大殿也被俗称“摩挲殿”。在历史上,此殿也曾称:资福殿、祖师殿、地藏殿、伽蓝殿、释迦宝殿等。

明嘉靖《武定州志》曾记载这样一件事:明成化年间,三学寺有一僧人叫无住,自削发后即知苦练,每夜在佛堂上撒三百钱,彻夜拾取,至晨竟一枚不失。久之,心神灵悟,可知前鉴后,留有“日正峰峦山没影,月穿江海水无痕”句。后德被一方,成为知名高僧。

大殿坐落在近2米高的台基上,为五间五架,三踩斗拱,屋面为大式庑殿建筑,内供十八罗汉像及千尊铜佛。《惠民乡土志》载:“寺内旧有吴道子所画转轮藏画,俗僧不知珍惜,今已亡失。惟道子所装塑观音像尚存”。即清末民初,吴道子所装佛像尚存。民国初期,大殿正额还悬挂有“释迦宝殿”“七宝庄严”“千佛宝殿”三块牌匾,其中“释迦宝殿”传为南朝梁武帝墨迹。此殿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作县图书馆,1975年建影剧院时拆除。

过千佛殿即进入第三进院。崇祯《武定州志》载有藏经阁,或曰转轮阁,此为一般寺院的标准配置,多为两层,五间三进,硬山小式结构。至清末,寺庙基本败落,占地面积缩小,已不能确定此殿的具体位置。

赵孟頫手书

资福奇踪——赵孟頫与“三学资福禅寺”碑、匾

三学寺悬“三学资福禅寺”匾额,为赵孟頫真迹,又有赵孟頫所书藏经文石刻碑记一通,为难得的名人遗迹。赵孟頫碑、匾及其曲折地发现保护过程,被品题为清代惠民八景之一——资福奇踪。

赵孟頫,字子昂,号松雪道人、水晶宫道人。浙江湖州人,宋宗室。入元,荐授刑部主事,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,封魏国公,谥号“文敏”,史称“赵文敏”。工书法,尤精正、行书和小楷,学李邕而以王羲之、王献之为宗,圆转遒丽,后世与欧阳询、柳公权、颜真卿并称四大家之一,后世得片纸只字,奉若拱璧。元仁宗延祐七年(1320)十二月,赵孟頫游历棣州,在三学寺参理佛事,并为三学寺题写匾额“三学资福禅寺”及“藏经牌”文。不幸的是,这两件艺术珍品在当时武定州知音难觅,日益破败,最终遭到弃置。

明万历元年(1573),赵孟頫三学寺碑、匾的命运迎来了第一次转机。这一年,明代学者、书法家,临邑人邢侗进京赶考,路过武定,拜会武定兵备道刘世赏,住在三学寺。邢侗流连三学寺,于大殿前发现了赵孟頫碑,经仔细辨识,确认“碑是文敏笔”,但“为恶手摹丹失真,又刻手不佳,愈益失真甚”,邢侗惋惜感慨良久。

进入大殿,“时日已西薄,又入殿礼佛,已遍礼十八罗汉。度西南壁,仿佛一大额倚墙角,闪烁有光怪。余私忆碑为文敏书,额亦应是。亟呼烛烛之,则先觌‘吴兴赵孟頫’题名数字,大于巨杯”。邢侗大惊大喜,急忙呼叫住持僧人及自己的随从,几个人将匾额搬出,在殿前台基上仔细研读。见“乃一竖额,竖可五尺,阔三之,额为‘三学资福禅寺’六字。字正书,无行笔,庄严肉好,当是真临池本色。左方上首题‘功德主扬州路总管田可宜’,亦文敏书,大可棋算许。稍下,下方数寸,即所谓吴兴题名。右方上首题为‘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一日,功德主棣州达鲁花赤管金万山’。稍下,下方数寸则为‘主持提点释道成立’。二题名俱文敏书。上书与扬州总管式相直,下则直文敏自题名。大小书刻俱不失真,都作黄金饰字,空青篏空,居然一巨丽伟观也”。

匾额的边框也浑厚质朴,与万历间工匠的制作特征不同。邢侗感叹:“文敏一墨本残蠧书世尚宝若珍贝,而一署书巨额,金碧荡辉,为敕赐名蓝标榜……”嘱咐主持僧找到原来位置妥为悬挂。

明万历十四年(1586),邢侗辞官归乡,受离任知州李继美的委托编修《武定州志》,再至武定州城,见赵孟頫所题匾额已悬挂于三学寺大殿之上,欣然作《三学寺赵文敏书额论》附于《武定州志》卷四《建置志》之后。在这篇论的最后,邢侗由此及彼、由物及人,感慨道:世上韬光养晦之人,或者敛藏光彩之物,不被人所重视、认可的,岂止这一块匾额啊!

邢侗的这段话,仿佛是一个预言,预示了三学寺匾额此后的命运。此后的三学寺,历经明清鼎革、世事变幻,渐渐破败。碑、匾也再次“潜踪匿迹”,渐渐不为人所知。直至280多年以后,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

清咸丰八年(1858)六月,李熙龄来任武定府知府。上任伊始,李熙龄阅读万历《武定州志》,读至邢侗《三学寺赵文敏书额论》,急切地想要见到赵孟頫的真迹。但此时三学寺业已破败不堪,早已“檐瓦摧残、围墙倾圮,不复从前旧观”了。问身边人,赵孟頫所题六字匾额早已不知所踪,李熙龄怅然若失。

时任惠民县知县凌寿柏也积极参与寻访赵孟頫碑、匾的踪迹。数月之后,终于访得匾额板刻残件,但“三学资福禅寺”六个字都缺失其半,李熙龄更加惋惜。又过了一个多月,得到一件匾额拓本,曾在某处堂舍悬挂,虽然旧裱破碎,所幸字迹可观。李熙龄爱不释手,精心临摹,安排匠人补刻。但旧刻木板裂开约有五分,拓本也是如此。李熙龄以木片补上裂缝,再行补刻,居然完好如初。

而此时,三学寺庙宇早已残破不堪,无处安放赵孟頫所题匾额。恰好李熙龄重修敬业书院完工,将匾额安放于敬业书院之内。李熙龄感叹:“前人名迹阴有鬼神呵护,断不至埋没于草野中也!”因作《修赵文敏书额论》,收入其纂修完成的咸丰《武定府志》卷三十一《艺文志·论》中。又将赵孟頫碑、匾与三学寺吴道子大士像转轮藏品题为“惠民八景”之一,曰“资福奇踪”,并亲题《资福奇踪》诗:

资福奇踪大笔传,吴兴姓氏悉雕镌。

煌煌六字洵韶劲,缺半今还幸得全。

赵孟頫真迹两度埋没,两度焕然,“资福奇踪”一个“奇”字名副其实。碑、匾的传奇还在继续。

38年以后,柳堂出任惠民县知县。读《寰宇访碑录》,知赵文敏手迹在惠民者有二,一为三学寺藏经碑文,一为三学资福禅寺匾额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柳堂来任知县,阅读万历《武定州志》、咸丰《武定府志》,了解了邢侗、李熙龄寻访、保护赵孟頫真迹的事迹,心有戚戚焉。

柳堂是一个崇尚实干的循吏,因常年奔波于乡间、治河工地,“不暇及文雅事”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惠民县“岁称中稔,三泛安澜,四境静谧”。柳堂始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一点空闲来,寻得已经碎成三块的赵孟頫藏经碑,认为藏经碑虽“摹丹失真”,“文敏真笔终异俗手,不当弃置瓦砾中”。于是,命人“重为整续”,并新建“覆赵楼”,妥为保护。

三学寺匾额也在学宫的礼器库中寻得。柳堂命人抬到县衙,见“原板拆裂,李太守所补木片亦摇摇欲落;首尾小字为墨煤涂抹,不可辨;大字多有火烧痕”。原来,赵孟頫匾额先是被刷印匠人当作了案板,后来又搬到厨房遮挡风雨、烟尘,若不是学博陈筠轩发现、抢救及时,恐成为灶中木柴了。柳堂“亟命洗之剔之,分者合之,散者整之,损者益之,有隙者弥缝之,复于后添横木二笋以穿之,钉以贯之,胶以黏之”,然后“彩以丹漆,饰以黄金”。

赵孟頫题三学寺匾额焕然一新,又一次焕发了生机。鉴于学宫书院无专人看护匾额,柳堂于寺之东偏禅院建“覆赵亭”,将匾额嵌于亭中,命住持僧人“朝夕相对,世守罔替”。但柳堂也非常担心地感叹道:“夫有形之物久而必敝,况兹一木又何足恃。然邢之爱之也,不知后之继之者有李。李之成之也,不知今之承之者有柳。则自兹以往,又焉知不常有好事如余三人者,继继承承以绪厥美也耶。”

进入民国后,惠民经历了军阀混战、外族入侵、解放战争、黄河抢险等多次劫难与洗礼,三学寺早已不复存在,覆赵亭及由李熙龄、柳堂殚精竭虑保护的赵孟頫的藏经碑、三学寺匾额亦不知所终,只留下三学寺匾额拓片,尚能依稀述说当年的辉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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